在人们的家乡情结里，最难割舍的一种便是舌尖上的“乡味”。人们对家乡饮食的味道，往往有着一种近乎执着的喜好。母亲做的“乡味”，让我真切感受到那是一缕浓浓的乡情、一份深深的母爱，更承载着质朴无华的生活信念。
我父母都是从湘西大山深处的农家走出来的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父亲入朝参战回国后，母亲随军来到鸭绿江边的山城——通化。从满目苍翠的南方到冰天雪地的东北，除了气候，最难适应的是饮食。母亲曾说起，初到东北那段日子，她常常愁容满面地吃着难以下咽的面食和高粱米。我出生那年，父亲在外地军校学习，姨妈从老家赶来帮助照料我。吃惯了大米饭的两个人，由于不会发面，看着蒸出来干瘪发酸的馒头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长大后我才领悟到，一位军人妻子的默默奉献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，那“乡味”对母亲来说包含着别样的付出和乡愁。
湖南人怕不辣，可以说对辣味的偏好是浸透在骨子里的。父母几十年移居他乡，在我家的餐桌上，辣味主打，食不厌辣，成了一条食味的“定律”。母亲做的辣椒酱、辣萝卜干、辣鱼干，便是一家人偏爱的家常吃食。有人讲，一个人饮食上的偏好，是在三岁左右舌蕾味觉的发育阶段形成的。母亲说，我刚能上桌吃饭那会儿，常常被辣得满头冒汗，鼻涕眼泪一起流，一边不停地吐着舌头，一边吃得有滋有味。想来，我“宁愿几顿无肉，不可一餐无辣”的饮食习惯，就是这样被养成的。
在那食品供应匮乏的年代，许多南方人爱吃的食物在北方很难买到，但这并没有难住渴盼“乡味”又心灵手巧的母亲。在我孩提时，就经常能吃到母亲亲手做的腐乳、酒酿、豆豉、酸豆角、梅干菜等湖南风味的美食。母亲把腐乳叫“霉豆腐”，一道关键的工序是掌控好豆腐发酵的火候。我看了制作过程，开始还不大敢吃。在母亲再三劝诱下，尝了第一口后，就被那柔爽、醇香、微辣的独特口感和味道吸引了。那时做酒酿的酒曲当地买不到，母亲就让父亲托人出差时捎购；所用的江米搞到一些也不容易，母亲就把江米和东北大米掺兑着做。记得小时候，早餐吃上一碗漂着蛋花的酒酿，砸巴着嘴欢跳地去上学，一上午都觉得口留余香、神清气爽。
10岁那年，我家随部队搬迁到华北，住的平房后面有一间接盖的小厨房。一天，我见家里的小厨房在不停地冒烟，走近一瞧，母亲正蹲着往炉灶里添加稻糠。
“俺非牙子，有腊肉恰了。”母亲操着家乡话，起身微笑着拍拍我的头。
“为啥要用稻糠来熏呢？”我疑惑地问。母亲说：“这样腊肉会有稻糠的香味。”
原本湘西农家的腊肉，是挂在灶堂间，靠做饭的柴烟熏制出来的，用稻糠熏制腊肉是母亲想出的点子。为做腊肉，母亲把灶台做了一番“改造”，特意从部队农场拉来了两大麻袋稻糠；需要每天点燃稻糠三四次，持续熏烤30多天。这么耗时费力，母亲却乐此不疲。母亲做的腊肉莹润透亮、瘦肉不柴、肥肉不腻、熏香扑鼻。那时能在北方吃上这地道的湘菜美味，真是难得的口福。
民以食为天，家以食为大。母亲说不上是烹饪高手，可她用自己的一番心血，把“乡味”变成了舌尖上家的味道，留给我太多儿时欢愉、温馨的记忆。
我不满18岁参军，在连队当兵那会儿，每次回家探亲假满，临行前母亲都会为我备好几罐辣椒酱、辣鱼干等，叮嘱我到连里和战友们一起吃。我提干成家后，父母已回到湖南长沙定居，母亲隔段时间就会寄来一大包“乡味”美食，这让出生在南京偏爱甜食的妻子，也慢慢喜欢上了吃湘菜。后来，我还学着母亲的样子给女儿做“乡味”。女儿长大后，从上军校到在部队工作，每次休假回家前，都会在电话里说，最让她惦记的是家里的“乡味”。时常在餐桌上，瞧着女儿津津有味地吃着辣味十足的腊肉、熏鱼，我就会给她讲起奶奶做“乡味”的往事。
如今，母亲已去世20多年了，可那“乡味”，不仅已化作潜藏在我味蕾的独特记忆，更把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幸福生活的那份执着信念传递给我。母亲走了，她把那裹着情怀和信念的“乡味”永远留给了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