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是知青，但与知青是同龄人，且长期借住在知青连队生活，我目睹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最后全部大返城的悲壮经历。现在人到老年，每到夜深人静，脑海中总浮起那些知青屯垦戍边的艰苦岁月和难忘往事。
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一直借住在西双版纳的景洪、勐海、勐遮、勐满等地的知青兵团各连队，那儿居住着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武汉、昆明等大城市的知青。他们每天起早摸黑开荒种植橡胶树和金鸡纳，每月26元工资，日子过得非常艰辛。由于我是江苏人，每天晚上许多上海男女知青都涌入我的房间，大姐大姐叫个不停。每天发生的故事和酸甜苦辣都会向我倾诉。
其中有一个上海女知青，长得颇像京剧《杜鹃山》里的柯湘。人漂亮聪明，每天打土坯的任务和割胶收胶的活都比同龄男孩完成得出色。一天晚上，“柯湘”抱着我大哭，说想家，这儿太苦太累太远，真想跳澜沧江一死了之。我只能好言相劝。“柯湘”又说，浑身发痒，看看是否有山蚂蟥钻在身上。在里屋，我在“柯湘”身上的背部、胸腹、下肢等处扒拉出7条大蚂蟥，条条都吸血吸得涨鼓鼓的。
有一位姓郭的上海知青，戴着眼镜，模样很斯文。他出身不好，属于“再教育”子女。他刻苦劳作，每天不停地开荒种地，有病也挺着，由于积劳成疾，他最终病逝于那块亚热带雨林，长眠在南疆自己开垦的那片土地上。更有一位上海男知青，由于苦闷彷徨，他竟找了一位当地已有4个孩子的爱伲族妇女做妻子同居，由于习俗、语言、文化、性格的差异，经常争吵。那位男知青一气之下，用刀片杀死了那位爱伲族妇女，铸成了无可挽回的人生悲剧。记得当年西双版纳中院在小街宣判、执行时，我在台前听着宣判词，那位知青看到了我，微微点了下头，流下了两颗大滴眼泪。枪声响起，落叶纷飞，那位被执行的知青就草草埋在槟榔树下。
一天晚上，我们正睡得昏沉，突然门被擂得山响：“大哥、嫂子，我们今晚上可以全部返城，谢谢你们一家多年来的帮助关照。”当晚，勐满地区的知青跳起了孔雀舞，泼水祝贺，鞭炮齐鸣，高升冲天，汽车声声，热闹异常。拂晓时，已人去屋空，唯有一株株胶树依然在晨光中挺立，仿佛仍等待着女知青们去割胶收胶。由于知青走得突然，原先胶树上绑着的碗里滴满了白色的胶液而没有人来收胶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当地政府才陆续招了一批农民工来重新管理胶林。
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里，演绎了许多人间悲喜剧。按当时的政策，知青只能回原籍城市。而许多已经结婚的属于两个城市的夫妻，若要回城，他们要么选择离婚，回到各自的原籍城市，要么留在原地不走。绝大部分已婚夫妻选择了劳燕分飞。也有少数未走的夫妻后来被调进了县城景洪、勐海、勐腊及思茅等地。